我讀小學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六歲進學校，十一歲畢業出校門。小學期間我是班上年齡最小、個子最高的一個，且又屬於智力上的晚熟類型，身體與大腦的發育不夠同步，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邊，五年的光陰也不知道是怎麽糊裏糊塗混過去的。我為自己的個子太高而自卑，為自己的學習成績不夠優秀而自卑，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卑……種種的自卑使我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一個喜歡流連在小說世界裏尋求安慰的孩子。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年夏天我已經考上初中，因為“停課鬧革命”而在家輟學兩年。這兩年的時間非常關鍵，我在一個不停上演殘酷鬧劇的舞台之外，孤獨地完成了自己化蛹成蝶的過程。1968年“複課”，走進中學校園時，我已經是一個目光冷靜，心智相對成熟，讀過不少文史書籍，有了一定文學儲備的十三歲少女。
我在班級中很快脫穎而出，成為老師們的寵兒。初二那年上數學課，我答對了老師在課上提問的難題，從此老師竟以為自己挖掘出了一個數學天才，對我另眼相看，每回上課總將最難的問題留給我回答。我受寵若驚，從此不敢懈怠，課前必做預習，免得當眾丟臉。漸漸地對數學有了興趣，倏忽開竅了一樣。我高中的數學老師已經年近六十，我至今還記得他白發飄飄走在校園裏的樣子。這位老師對我更是偏愛有加，據說他每次批閱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來做標準答案，如果有一題我錯了，那就基本上全班皆錯。老師的偏愛之舉是我身後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測驗我也不允許自己讓老師失望。高中畢業考試，六門功課，百分製，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績。回想起來，我很感謝我的兩位數學老師，高考時我報考文科，語文政治均沒有考足高分，是憑著數學拿分才進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