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大學就應該有朗朗的讀書聲，有各抒己見的爭論，有誓死捍衛學術的決心。蔡元培剛到北大赴任，就在校門口貼上了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公告。這看上去是一個很小的舉動，北大學生馮友蘭卻看懂了：“陳獨秀是那個時代最激進的青年，是敢說‘我不在研究室，就在監獄’的大知識分子。”蔡先生不單帶來了陳獨秀，還把爭論也帶到了北大。當年的北大，既有陳獨秀這樣激進青年人辦的《新青年》，也有以國學大師黃侃為首的守舊派辦的雜誌《國故》。陳獨秀大談民主、自由、解放，黃侃等人向往魏晉風流，大談魏晉玄學。錢玄同上課大談白話文的推廣，隔壁課堂上的黃侃罵聲不絕，一堂 40分鍾的課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批判白話文。
胡適大力推廣白話文，黃侃就對著幹。有一次在課堂上，黃先生舉例：“如果胡適太太死了，其家人電報一定是：‘你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這需要用十一個字，而文言文隻需要四個字：‘妻喪速歸。’”
胡適聽聞，立刻回擊。上課舉的例子是：“前幾天，行政院邀請我做秘書，我拒絕了。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用了十二個字，如果用白話文隻需要五個字：‘不幹了，謝謝。’”
國學大師辜鴻銘是一位怪咖。都民國了，大清早亡了，他還穿著馬褂，戴著瓜皮小帽子，留著辮子，像個腐朽不堪的前清遺老。學生取笑他，他就反擊：“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裏的辮子，就不是那麽好剪的啦。”
許多學生不理解，說蔡先生不該把這樣的老古董帶進北大這樣的學校。蔡元培回複：“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並不是讓你們學他的複辟。”
陳獨秀稱讚蔡先生：“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