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一生並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東坡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隱’心緒，已不隻是對於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它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也不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複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盡管蘇也有這種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
（李澤厚《美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