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詩人商景蘭的幸福生活隨著這一變故也駛入了另一條叵測的河道。按照那個時代對女人的道德要求，她是應該在祁彪佳自沉的那天追隨夫君於地下的，但她沒有。按照她三十年後的回憶自述，她之所以苟活於世，是要在亂世中把她與祁彪佳的三個兒子拉扯大。而這，是丈夫臨死前給自己的一份遺書中千叮萬囑的。
這麽多年，這封不舍與疑慮間或有之的《別妻室書》，她都可以一字不易地背出來了：
自與賢妻結發之後，未嚐有一惡語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藹周詳。如汝賢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變故，致於分手，實為痛心，但為臣盡忠，不得不爾。賢妻須萬分節哀忍痛，勉自調理，使身體強健，可以區處家事，訓誨子孫，不墮祁氏一門，則我雖死猶生矣。一切家務應料理者，已備在與兒子遺囑中，賢妻必能善體我心，使事事妥當。至其中分撥多寡厚薄，我雖如此說，還聽賢妻主張。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辭出。凡事須較前萬分省儉，萬分樸實，處亂世不得不爾也。賢妻聞我自決，必甚驚憂，雖為我不起，亦是夫則盡忠，妻則盡義，可稱雙美，然如一家男女絕無依靠何。切須節哀忍痛，乃為善體我心也。世緣有盡，相見不遠，臨別綣綣，夫彪佳書付賢妻商夫人。
所以她在《悼亡》詩中如此這般自坦心跡：“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丈夫已經盡忠，盡義就是她的本分了，“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
寓園在祁彪佳死後並沒有馬上荒蕪，起碼有十年以上時間，此處還是“芳馨未息”，依舊是祁家人的遊宴之地。這或許是因為鄉人感念祁彪佳當年賑災救荒的種種善舉，也或許是賴於祁氏自沉前改山為寺的保全之功。在這個精致的園林中，商景蘭帶著祁氏的後人與梵唄、鍾聲相伴，很長時間裏還維持著上流縉紳階層的生活方式。說是環佩叮當，繁華未斷，但寓園非複舊亭台，葳蕤的林木正映襯出內心的淒涼來。女詩人的詩作中開始出現強烈的故國之思，這亡國之痛又與身為未亡人的喪夫之痛糾合在一處，使得其詩的格調顯得格外冷寂與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