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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巴黎街頭花攤，想買一束鮮花，好在拜訪荷蘭電影大師伊文斯時，作為見麵禮。一眼看見了大瓷瓶中的鬱金香，鬱金香的故鄉正是荷蘭，持贈伊文斯最恰當不過；然而俯身細看花價，便不禁頓感囊中羞澀——特別是那藍色的鬱金香，可購一束石竹花或鳶尾花的法郎，僅能換它一枝。稍有猶豫之後，我還是把全部購花預算落實在了一朵藍得明目爽心的鬱金香上……
伊文斯一生主要從事紀錄影片的創作，他的早期作品如《雨》、《橋》等，都屬於先鋒派的結構，他創作出了一種純粹的鏡頭語言，對於那一時期的電影發展起了開拓性的作用，並長久地影響著後來世界電影的發展；看起來，伊文斯當時是個刻意於形式創新的先鋒派藝術家，似乎屬“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流，實際上，正是那種刻意求形式之新的銳進精神，使他和許多同類藝術家一樣，與當時西方的主流文化發生激烈衝突，這就導致了他們政治上左傾，這種“左傾”的政治**又大大促進了他們的藝術創新，從而構成他們波瀾壯闊、詭異多彩的一生。
伊文斯在20世紀30年代與海明威、白求恩等人一樣，親赴西班牙參加共和軍與佛朗哥獨裁政權做殊死鬥爭；40年代更積極投身於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伊文斯同白求恩都到達中國，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邊，伊文斯用他的攝影機，白求恩用他的手術刀，譜寫出了動人的國際主義篇章；50年代後，伊文斯投身於當時興旺發達的社會主義陣營，拍攝了大量左翼影片，力圖將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真相展現給西方觀眾；60年代後，伊文斯傾心於毛澤東思想，麵對令西方人瞠目結舌的“文革”，他仍力圖拍攝出既保持他個人風格又梳理出事件邏輯的新作；80年代後，他以老弱之身，仍多次到中國訪問，並一直籌劃著新的片子……盡管伊文斯如此“左傾”和親華，在西方即使政治上最“右傾”的人士眼中，他仍是一代電影大師，他在紀錄性影片中的先鋒派藝術風格，仍被不管是哪一種政治傾向的藝術家們所尊崇；而盡管伊文斯的藝術主張實質上與我們所尊崇、奉行的藝術理論有著明顯的差異，我們仍不得不承認他不僅是我們至死不渝的國際佳友，也是啟迪我們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塊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