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治蜀”是諸葛亮政治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麵對新建的政權和複雜的當地形勢，諸葛亮堅持以法治蜀的方針。他勵行法治，執法嚴明，整頓了益州長期混亂、鬆弛的社會秩序，而且麵對各方麵的反對，堅持自己的做法。最終使益州地區社會風氣好轉。
這一切產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社會的穩定給新建的劉備政權帶來聲譽，使得人民相信這個政權。其次，安定團結的環境為以後發展、建設益州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實際上，對於情況複雜的益州地區，要想發展，法治是唯一的途徑。
治亂從嚴，寬嚴相濟是古今認同的治國原則。但嚴到什麽程度，寬到什麽範圍，在當時恐怕雖言法治而仍實為人治。以至於武侯事必躬親，不勞累成病才怪。
益州乃中國西南部地區，地域雖廣，但山高穀深，交通不便，從春秋戰國至秦漢以來，這個地區在經濟上較之中原地區來說，一直要落後一些，尤其在它的南部，居住著大量的少數民族，跟中原的聯係很少，其經濟也就更不發達了。因此，治理益州，發展經濟，成為諸葛亮鞏固劉備新政權的首要任務。在這方麵，諸葛亮充分發揮出了他的治國安邦之才。作為劉備的軍師，所有治國之策實際上皆出自諸葛亮，劉備對諸葛亮非常尊重，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從不亂予否定。故此，諸葛亮對劉備也就忠心輔佐，至死報答劉備的信任和知遇之恩。
奪取益州後，諸葛亮勵行法治，幫助劉備整頓長期以來益州地區混亂、鬆弛的社會秩序。諸葛亮執法嚴明，賞罰分明，“無惡不懲，無善不顯”，在他的治理下，益州社會秩序明顯好轉。史書上記載說，經諸葛亮的治理經營，益州之地變成了一塊“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淩弱”的好地方，整個社會“風化肅然”。對此，諸葛亮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如曾幫劉備奪取了益州的劉璋舊部法正即對法治不滿，他對諸葛亮說：“從前漢高祖入關，也不過約法三章而已，劉公剛占益州，對百姓沒有什麽恩德；再說，你們都是外來人，按關係來講，也應把政令放得寬一些，使大家安心。”法正提到劉邦當年推翻秦後把秦王朝的一切政令全廢除了，隻宣布了三條法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盜竊者抵罪。劉邦的“約法三章”在秦王朝多年暴政後的確是對老百姓的一種解放，那麽，這種曆史的經驗是否隻能不變地搬用呢？對此，諸葛亮分析得十分透徹，對法正曉之以理。他說：“當年秦王朝無道，用嚴酷法令壓迫廣大人民，老百姓怨聲載道，那麽劉邦的約法三章當然正得其時。然而現在情況恰好相反，劉璋治益，一直法令鬆弛，致使很多豪強放縱不法，因此嚴肅法紀，整頓秩序，這才是現在治國所需要的。彼時的寬鬆和此時的從嚴，皆實際需要使然。”諸葛亮鑒古而通今，治國有法，安邦有道，以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