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詩人杜甫有詩雲：“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首詩的題目叫《蜀相》，為啥不叫《漢相》呢？要知道諸葛亮代表的可是一個新形態的“漢室”政權。看來杜甫老先生對諸葛亮的曆史定位是亦準確亦不準確。
實際上，不光是杜甫，曆代文人學者對諸葛亮的曆史定位大抵充滿了這樣的矛盾：三顧頻煩、兩朝開濟等，寄予了對他“興複漢室、統一天下”的期待，同時，也為他“出師未捷身先死”掬一把同情之淚。在趙炎看來，這種矛盾的定位，對諸葛亮是不公平的，與其說是矛盾，不如說是放錯了他的曆史定位。
拐點一：諸葛亮一開始就在“隆中對”裏數過曹操的優勢，並下斷言“此誠不可與爭鋒”，而東吳也“不可圖”。可見孔明的方針，本來就不是“統一中國，興複漢室”，而是幫助劉備割據一方，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這一點，劉備心裏比誰都清楚：所謂“興漢討賊”隻是一麵旗幟而已，或者說是一種政治策略和手段。
應該說，諸葛亮對天下形勢的分析還是比較客觀的。天時上，漢室的號召力已失、經濟形態有變；地利上，各州的軍閥對本地區的統治相對穩固，缺乏太多的可趁之機；人和上，魏、吳的領導者皆非泛泛之輩，且內部未產生毀滅性的鬥爭。在各方麵，劉備不管怎麽占優勢，都欠缺統一中國的條件。
諸葛亮的三分之策，讓劉備由“一無所有”變成割據一方，已經是創造了奇跡。可是，奇跡也有個限度。事實上，在孔明的三分之策定下來之前，許多人持的是“二分之策”（像魯肅就建議孫權分江而治），根本沒把劉備算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