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古代社會的法製不是很健全，完全依靠法典是無法開展有效行政的，所以，不少地方官會根據地方特點，因地製宜，製定各種各樣的政策來支持行政，提高執行力。
拐點一：最早在南北朝時期，各地政府就開始製定政策修建六疾館和孤獨園，其中六疾館救濟的難民類別就包括乞討兒童。唐代武宗時期，救濟乞討兒童工作開始由宗教團體主辦改為各地方官主辦。
宋承襲唐舊製，並擴大了官辦救濟機構的規模，“慈幼事業”尤為突出。其專門設施有慈幼局、慈幼莊、嬰兒局等。大奸臣蔡京為相時，曾在全國普遍設立“安濟坊”，以救濟貧病老人，當然，乞討、流浪兒童也大量得到救濟，它取意於蘇軾早年在杭州以私人捐款設置的義診“安樂坊”，由各地方官具體執行。
自宋代設立慈幼局、嬰兒局後，曆代都有全嬰堂、育嬰堂的曆史記載。明清以後，地方官履新按臨，都要仔細過問善堂設立位置，並核對在籍名單和撥補實數。
因為有了政策的支持，地方官可以自行截留一部分稅款，用於乞討兒童的救濟。如曆史上非常有名的範仲淹的“義田”、劉宰的“粥局”、朱熹的社倉等救濟事業，都是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出現的。
輿論導向古代資訊業雖然落後，但是，各地方官依然有自己的辦法，他們利用各種渠道進行宣傳，以道德為主要突破口積極開展輿論導向，呼籲全社會關注民生疾苦。如孔子和孟子在做官時倡導仁愛和仁術，墨子主張“兼愛”，提倡“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多財，財以分貧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這樣的輿論導向，對今天之打拐和救濟乞討兒童同樣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