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婚姻包辦、買賣等宗法製度，爭取婦女解放、提倡自由戀愛的現代人總會對其大加撻伐。然而，權利意義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學術研究。且不論宋、元、明、清理學昌盛、婦女地位極其低下的時代，即使唐代以前婦女比較“囂張”的時代，青年男女的婚姻也是包辦的，可見，這種製度與婦女的實際社會地位沒有太大關係。據趙炎分析，古人選擇包辦婚姻存在著許多不得已的曆史條件，即社會本身病症太多，需要包辦婚姻來治療。
彌補行政資源與行政能量的不足。
我們知道，古代中國的一個縣令，幾乎要做現在的縣屬部委辦局所有的工作，行政、司法、監察、民政、土地、稅收，都是縣令分內該管之事。當社會經濟愈來愈發達，特別是唐朝以後，土地、稅收等製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以政府授田為主逐漸變成土地私有並可買賣，社會流動性提高，經濟總量增大，製度法規必然需要進一步趨於細密，縣令一個人已經不可能分門別類管轄太多的事了，這就出現了極為明顯的行政資源與行政能量不足的問題。比如，《孔雀東南飛》裏，焦仲卿本是行政機構的公務員，卻無力左右自己的婚姻。
拐點一：維護基本生產單位——家庭的穩定，是曆代王朝統治的核心。當行政資源與行政能量隻能進行粗糙管理的時候，就要通過管人來達到深入統治的目的。於是，包辦婚姻應運而生。統治者發現，通過婚姻包辦的形式有效限製婦女權利，可以發揮保護家庭完整與穩定的作用，起碼減少了家庭重構與財產分割重組的幾率，同時維係以父親為中心家庭血緣傳遞的純正。家庭財產一向是以血緣親疏遠近排列繼承順序的，限製婦女行為的最大意義並不僅著眼於防止婚前、婚外性行為上，而是對可能產生的後果的預防，阻斷非父緣子女名正言順地分割本家財產。這就是家庭穩定的大前提，包辦婚姻的“藥用價值”由此可見。於是，父權、夫權逐漸走向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