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之前胸中必須裝有大局
一個人不能沒有宏大性格，沒有大局觀念，更不能在不起眼的地方拔出來，而應看準大局，做出一番大事。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胡雪岩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駕馭時局，胡雪岩正是駕馭時局的典範。胡雪岩所處的時代為其成功奠定了一個前提環境。
胡雪岩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曆經清代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麵。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固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間，明清專製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國錯過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岩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占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製裁）和片麵最惠國待遇。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乘虛而入，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