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家。我走出門，看見芬奇躺在前院的草坪上，閉著眼睛，穿著黑靴的兩隻腳在腳踝處交疊起來。他的腳踏車倒在一旁，一半在草坪，另一半在街上。
我踢了踢他的鞋跟：“你在這兒待了一整夜？”
他睜開眼睛：“這麽說你知道我在這裏了？不過容我多說一句，站在這裏被人忽視的滋味真的很難講，尤其還是在這種像北極一樣冷的天氣裏。”他自己撐著身子站起來，背上書包，扶起車，“後來還做噩夢了嗎？”
“沒有。”
我把勒羅伊從車庫裏推出來的時候，芬奇已經騎上車順著車道下去了：“那麽我們往哪兒騎？”
“學校。”
“我是說明天我們去旅行的時候。除非你已經有了別的安排。”
他說得好像知道我沒有似的。我想到了瑞安和汽車電影院。我還沒有給他回複是去還是不去。“我不知道明天有沒有空。”我們蹬著車朝學校騎去，芬奇朝前衝一段；然後折回來，再往前衝一段，再折回來。
本來一路上都很平靜，直到他說：“我剛才在想，作為你的監護人和你的救命恩人，我應該知道出事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麽。”
勒羅伊歪了歪，芬奇伸手穩住車和我。那股電流又開始在我身上亂竄，和之前一樣，然後我又重新把穩了車子。他扶著我的車座又帶著我騎了一會兒。我一直睜大眼睛尋找阿曼達或者蘇茲的影子，因為我心裏很清楚這幅畫麵在別人眼中會是什麽樣子。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麽？”我討厭他就這樣提起那場車禍，仿佛談論那件事沒什麽大不了，“如果你告訴我那天晚上的事，我就告訴你我身上的傷疤是怎麽來的。”
“你為什麽想要知道？”
“因為我喜歡你。不是花前月下，情愛的那種，而是美國地理課同學的同窗之情。而且也因為把那件事講出來會對你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