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我曾經說過，科學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對自然界最忠實的詮釋者。但是，假如無知是法官的顧問，偏見是陪審團的審判長時，科學家誠實的發言又有什麽用處呢？就我所知，幾乎所有偉大的科學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總堅持認為被研究的現象是直接以神意為依據的。誰要是企圖去研究這些現象，不但枉費心機，而且簡直是對神的褻瀆。
這種反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具有異常頑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戰役中，上述的反對態度都被擊潰、受到重創，但卻似乎永遠不會被消滅。今天，這種反對態度已經遭到上百次的挫敗，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時代那樣猖獗橫行，幸而危害性已經不那麽大了。
請讓我借用牛頓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都在偉大的真理海洋的沙灘上拾集晶瑩的卵石；他們日複一日地注視著那股胸懷包藏著無數能把人類生活裝點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寶的海潮。這股氣勢磅礴的海潮的行進雖然緩慢，但卻確定無疑地會上漲。要是這些注視著海潮上漲的人們看到那些現代的克紐斯式小人物儼然坐在寶座上，命令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進，並揚言要阻止那造福人類的進程時，他們會覺得這種做法即使不那麽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漲上來了，現代的克紐斯們隻好逃跑。但是，他們不像古時那位勇敢的丹麥人，他們學不會謙虛。他們隻是把寶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遠處，便又重複地幹著同樣的蠢事。
大眾當然有責任阻止這類事情發生，使這些多管閑事的蠢人聲譽掃地。這些蠢人以為不許人徹底研究全能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就是幫了上帝的忙。
物種起源的問題並不是在科學方麵要求我們這一代人解決的第一個大問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當前人類的思潮異常活躍，注視著時代各種跡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紀必將如16世紀一般發生偉大的思想革命與實踐革命。但是，又有誰能知道，在這新的改革過程中，文明世界要經受什麽樣的考驗與痛苦的鬥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