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七〇年，我可以清晰地記得，那是夏天的一個傍晚。一個小夥伴來到河邊，急匆匆地把我叫上岸來。——我們長期堅守一個約定，無論是誰，隻要碰到有趣的事情，彼此都要通知。我被我的小夥伴叫上來了，一問，村子裏來了一個奇怪的人，是個女的，她不停地說話，卻沒有一個人能聽懂她在說什麽。
我和我的小夥伴就開始跑，在奔跑的過程中，我們的隊伍在壯大。這也是鄉村最常見的景象了，孩子們就這樣，一個動，個個動。等我們來到目的地，一群孩子已經拉出了一支隊伍，把當事人的家門口圍了個水泄不通。
村子裏真的來了一個奇怪的人，是個女的。等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這個女人已經不說話了，她說過了，哭過了，現在已經疲憊了，她在休息。顯然，她是不受歡迎的，她的屁股底下沒有板凳，她隻是就地坐在一隻石滾子上。然而，盡管屁股底下沒有板凳，我們也不敢小覷她——她雪白的襯衣，她筆挺的褲縫，她塑料的、半透明的涼鞋，尤其重要的是，她優雅而筆挺的坐姿——毫無疑問，她是個城裏人。這個城裏的女人就那麽坐在石滾子上，一動不動，滿臉都是城裏人好看的憂傷。
老實說，我不是看城裏人來的，我也不是看憂傷來的，我一心想聽她說話。我的小夥伴一直在氣喘籲籲地告訴我，她的話“一個字”都聽不懂。——這怎麽可能呢。
我的小夥伴的話很快就得到了證實，休息好了，女人蹺起了她的腿，開始說話了。她的聲音並不大，但是，在寂靜的鄉村黃昏，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聽見了她的“說”。她一個人說了很長時間，真的，我們一個字都沒有聽懂。——她的“說”還有什麽意義呢？她的“語言”還有什麽意義呢？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