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的生命史是顛倒的，先老年，後中年，再青春。一句話，中國人越活越年輕。這不是我的發明，早在一九〇〇年，**四溢的梁啟超就曾站在二十世紀的地平線上這樣“一言以蔽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我們先把梁啟超的一腔熱血放在一邊。我注意到，在一些人文著作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一到了晚明突然變得天真起來了，燦爛起來了，澄澈而又靈動，飄逸而又自主，讓我們看了都難受，我怎麽就沒有生在晚明呢？當然，論述者並沒有忘記補充，晚明文人的這種變化原因有二：一、專製；二、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膨脹。其實，封建史數千年，專製何處沒有？何時沒有？關鍵是文人們自己醒了，像亞當偷吃了禁果那樣，“鐺”的一下，眼睛亮了。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嘉靖、隆慶之後的“我大明”不是中國文人的“孩提”就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晚明的文人成了中國史上的新人類，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他們在晚明這條小路上來了一次大撒把。天真多好，燦爛多好，孩提幸福，青春萬歲。隻要別做李卓吾，殺頭可不是碗大的疤，隻要別做徐青藤，搗碎自己的睾丸有點疼。做一做紈絝子弟張宗子就不錯，有精舍、美婢、孌童、鮮衣、美食、駿馬、華燈相伴，夫複何求？張大複也行，一潭水、一庭花、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實在無聊了，就弄點病生生，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明代好哇，它“覺醒”了，**了，它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期。這一點邏輯上倒是說得過去，如果說，一九〇〇年的“我中國”是“少年國”，那麽，按照顛倒的邏輯，三百年前的“我大明”不是中國人的第一次夢遺又是什麽？晚明的文人天真爛漫，童趣益然，通體透亮，一片冰心在玉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