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九歲。那時候從市區到現在二環路以外的地方覺得很遠。我和幾個同學汗津津地奔赴朝陽門外。那時候東四十條還沒有打通成為馬路，更沒有現在那寬闊的平安大道。我們出朝陽門外，覺得走了好長一段路，過了神路街的大琉璃牌樓，再往北拐，啊，看見了！我們歡呼起來。我們看見了新建成的工人體育場。那時它還沒有啟用。多像一隻宏偉朝天的銀色巨盆啊！我們圍著它轉。後來又看見了跟它同時建成的工人體育館，覺得像一個高聳的銀鑄寶盒。那一年北京一口氣建成了“十大公用新建築”，我們少年人傾心的頭一座，自然非“工體”莫屬！四十年後，我在所著的《我眼中的建築與環境》一書裏這樣表達對1959年“十大建築”的感受：雖然幾十年過去，北京增添了無數的新建築，但這些“經典名著”仍顯示著中國氣派、造型魅力，而且其投料、施工水平都屬一流，功能性十分到位，經久耐用，易於修整，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工體”去看體育比賽是我輩一大快事。可惜後來有十年的時間，“工體”竟被當作了大搞階級鬥爭的場所，而且久不維修，日漸破舊。那一年我三十六歲，又去“工體”，雖然“工體”仍未大量開展體育活動，我去是參加一項非體育的活動，但心情非常歡暢。那是1978年，中斷多年活動的北京市文聯借那個地方召開新一屆的代表大會，我作為新人被邀參加。與會代表住在“工體巨盆”那敦實“盆壁”裏的招待所，大會會場設在其附屬的大禮堂裏。那時候我已經發表了《班主任》、《愛情的位置》兩部短篇小說，反響強烈，於是一鼓作氣，又寫了一篇《醒來吧，弟弟》，這篇怎麽樣呢？請了些文友，聚在“工體”的庭院一隅，把手稿念給他們聽，他們都予以鼓勵。那時抬眼望去，“巨盆”一角魁偉如山，綠樹繁花，晴空萬裏，不禁胸臆大暢，文思泉湧。今天回憶起來，那情景仍鮮豔亮麗。因此我跟“工體”不僅有“體緣”，也有“文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