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名的“公安三袁”，即袁宗道（伯修）、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三兄弟都愛寫遊記小品，中郎與小修各有一篇《遊高梁橋記》，春三月的遊覽，有一回還是同遊，但他們遊畢的印象與心境竟大相徑庭。
高梁橋在北京西直門外，至今不僅仍存其名，還依稀可辨河道與橋址。在明清時期，高梁橋、泡子河、滿井等處是文人雅士最喜遊憩的，具有野趣的城邊勝景。中郎的那篇遊記中這樣介紹高梁橋：“兩水夾堤，垂楊十餘裏，急流而清，魚之沉之水底者，鱗鬃皆見，精藍棋置，丹樓朱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幾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之。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也者。”具體的那回遊覽，他這樣記敘：“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劇。”他的審美活動已經達到以主觀想象替代客觀實體的程度，所以旁人看到很難理解，他寫道：“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餘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這篇遊記凸現出袁中郎逸世脫俗的雅士情懷，確是一篇妙文。
袁小修的同名遊記卻采取了嚴格寫實的筆法：“高梁舊有清水一帶，柳色數十裏，風日稍和，中郎拉予與王子往遊。時街民皆穿溝渠淤泥，委積道上，羸馬不能行，步至門外。於是三月中矣，楊柳尚未抽條，冰微泮，臨水坐枯柳下小飲，譚鋒甫暢，而飆風自北來，塵埃蔽天，對麵不見人，中目塞口，嚼之有聲。凍枝落，古木號，亂石擊。寒氣凜冽，相與禦貂帽，著重裘以敵之，而猶不能堪，乃急歸。已黃昏，狼狽溝渠間，百苦乃得至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礫礫。”對這次遊覽，他後悔不迭，自問為什麽“家有產業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鳥之樂，而奔走煙霾沙塵之鄉”？甚至把自己跟著去高梁橋湊熱鬧的行為貶斥為“嗜進而無恥，顛倒而無計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