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在台灣陽明山風景區參觀，陪同我們的《中國時報》主人中，有一個壯實而又文靜的小夥子，他引領我們走在靜寂的山道上，山壁被搖曳的芭茅所密覆，雖說亞熱帶的冬季仍是滿眼的綠色，那風光畢竟顯得寥落。我正心定神怡地往前踱步，忽然，那中時的小夥子在我身旁輕聲說：“你看，你看……”我循他所指望去，一時並未發現什麽奇景妙觀；經他一再指點，這才看清，原來是有一隻小鳥，在一叢芭茅中跳躍；那小鳥跟最普通的麻雀相差無幾，隻不過有兩個明顯的白眼圈兒罷了；倏爾小鳥驚飛而去，霎時不見蹤影；然而中時的小夥子卻仿佛遭遇到了多麽了不起的意外享受，透過眼鏡片，我能感受到他眼中閃動著異樣的光芒……
那小夥子，便是劉克襄。他在《中國時報》當編輯，然而他在台灣文化圈中的名聲，卻是因為他是一個自然寫作的代表人物。
什麽是自然寫作？這等一會兒再說。
我首先要說的是，我跟劉克襄，真是很有緣分。
80年代末，我到香港訪問，友人贈了我一些台灣作家的書，其中就有一本劉克襄的《旅鳥的驛站》。說實話，當時我閱讀台灣作家作品，主要還是看重他們對台灣社會人生狀態的描摹剖析，所以像白先勇的《孽子》、李昂的《殺夫》等，都讀得比較及時而且認真，劉克襄的書隻粗粗地翻了一下，雖是粗略地一翻，印象卻並不模糊，一是驚訝於怎麽還有這樣的作家專寫這樣的題材——他寫的是在一塊沼澤地裏，堅持了一年，耐心觀察那裏鳥類的生活狀況；二是覺得文筆很清新典雅，並非我們這邊的所謂科普讀物，而確是文學作品。
後來便是1994年1月的見麵與同遊。這個作家的眼光真是跟別的作家很不相同，比如說朱天心關心的是台灣新女性的心路軌跡，張大春關心的是社會眾生相之間的微妙整合，陳映真一如既往地關心著下層民眾的歌哭……可是這個劉克襄卻隻是盯著台灣的小鳥乃至於昆蟲花草，一隻跳躍的小雀，一莖展穗的秋荻，似乎都能不僅讓他感動，而且撞擊出訴諸文學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