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膽子大相對應，心思細密也是成事的必備要素。
我們都知道唐朝大詩人杜牧，他在31歲時供職於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幕下，擔任掌書記一職。節度使是一個大區的最高軍事行政長官，又稱藩鎮，掌書記相當於秘書長，其地位相當重要，公務自然也十分繁忙。
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之處，水陸交通十分發達，國內外商賈雲集，百貨充斥，人口眾多，市井縱橫，是唐代第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也是追逐聲色的佳地。每到夜晚，長街鬧市，大道通衢，紅燈星列，豔幟高揚，酒肆人出人進，歌樓聲起舞落，恍若人間仙境。杜牧是個文人，風流倜儻，在公務之外，唯以飲宴遊樂為好，每晚換了便服，出入於歌樓舞榭，殆無虛日。好在唐代社會開放，誰也不怎麽計較這些小節。尤其難得的是，杜牧的頂頭上司牛僧孺，十分照顧這個才華橫溢的下級，擔心他在那種五方雜處、人員混雜的地方，個人安全方麵會發生點兒什麽意外，便派了30名士卒，也身著便服，跟隨杜牧，暗中保護他，而杜牧自始至終也不知道這件事，還以為他的眠花宿柳之事，無人知曉。幾年以後，他調往長安出任監察禦史，牛僧孺為他餞行，席上，牛僧孺告誡說：“足下氣概豪邁，前程自然十分遠大，我隻擔心你在感情方麵不夠節製，可能會影響你身體的健康。”杜回答說：“我生活十分檢點，不至於讓大人多慮。”牛僧孺笑了笑，也不說什麽，立即讓侍女取出一個小書匣，當麵打開，裏麵全是巡邏街道士卒的密報，有上百份，記的都是：“某晚，杜書記至某家，無恙。”“某晚，杜書記至某家赴宴。”杜牧不禁大為慚愧，對牛僧孺感激不已。
但是如果因此將杜牧僅僅看成是一個不知檢點的無行文人，就大錯特錯了。他出身於名門望族，他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又是研究《左傳》的專家，人稱“杜武庫”；其祖父杜佑，官至宰相，不僅政績卓異，在學術上也卓有建樹，他所撰寫的《通典》，是中國典章製度史的名著，為後世治史者所必讀。杜牧繼承了家族的傳統，他自幼關心國家大事，好言兵法。他生活在一個多難的時代，帝王軟弱，大臣紛爭，宦官專權，藩鎮跋扈。他每每對國事痛心疾首，就在他在揚州追逐風月的同時，他還寫了一篇論藩鎮的危害及應對之策的政論文《罪言》，他在文章的開頭便說：“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他對時局的分析，鞭辟入裏，當時人們就認為他有“王佐之才”。雖然由於主客觀種種條件的限製，杜牧在政治上沒有更大的作為，但他在文學上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如果當時牛僧孺因杜牧的不檢點而對他痛加抑製，也許，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這位可愛的詩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