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勝者的基本功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這種人可以避免盲目行動，充分利用好每一次機會，打開人生局麵。
曾國藩24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外，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曾國藩在1843年2月17日從北京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書館外出教書。我的意思是教書館廢功誤事，比在家中私塾還要厲害。與其出去教館，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說一出家塾，就會有明師益友，而我們那兒的所謂明師益友，我都知道，並且已在深夜認真計算了一下。隻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先生，是我認為確實可以做為明師的。同學又都是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我曾和九弟說過，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因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緣故。現在以四弟你的意願，一定要跟從覺庵老師學習，那麽千萬聽我囑咐，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
又說：“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麽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末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詩、古文和書法。”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友人，感到很不滿。最相信有作為的老師，隻有汪覺庵和歐陽滄溟先生罷了。他所說的衡陽的風俗，和輕浮淺薄相近，雖然有些近似武斷，但也是確有所見才這樣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