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布局絕不是投機取巧，相反，如能以服從的人品與風範作為智慧的基礎，不僅能夠成事，而且能夠“成人”。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齡為中書令。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對朝中官員論功行賞，並讓陳叔達在殿下唱名示之。結果，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列第一，房玄齡封爵邗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
不久，房玄齡進位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更爵魏國公。唐太宗對房玄齡說：“公為仆射，應當為朕廣求賢材，聽說公日閱牒訟數百，豈有暇為朕求賢人哉！細小事務歸左右丞，大事公預之即可！”房玄齡深以為然，覺得唐太宗如此關心自己，更加為國事日夜操勞。
有一天，唐太宗與房玄齡議論為政之道，房玄齡說：“為政之道，應當用法寬平，早晚盡心，恐一物失其所。聞人有善行，如己有之。不以求全而責於人，不以己之所長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說：“公言甚是，朕以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流放廖立、李嚴於南夷之地，諸葛亮卒後，廖立、李嚴悲哭不已，非至公能如此乎？朕非常仰慕前世之明君，公不可不效法前世之賢相也。”
貞觀三年（629年），房玄齡、王以宰相身份主持評議百官政績，治書侍禦史權萬紀覺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要求治房玄齡、王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問此事。魏征上奏為房玄齡、王辯護說：“玄齡、王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看重，多所委任。其所考評之人，數以百計，豈能沒有一二人不當者？察其情形，非為阿私所致。若推問出確有其事，陛下還能委之以重任嗎？且權萬紀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為江山社稷計耳。”唐太宗乃釋而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