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之難在於：提出不同的意見需要有勇氣，特別是有關性命之事。換句話說，諫官要想贏定人生勝局，必須要有膽略。魏征被李世民起用之後，對於初唐的形勢提出了與他人不同的政見，他要求李世民偃修武文，以誠信治理天下。李世民采納了他的建議，讓百生休養生息，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基礎。
魏征與王兩人，都是已經被殺的皇太子李建成的死黨，現在又都被李世民繼續起用。其中原因在於這兩人都是富有才能，並願意為李世民效力盡忠。特別是魏征，家居中原，隋末又參加過瓦崗軍，在山東地區是個頗有影響的人物。還有一個李責力（即徐世責力，入唐後受賜李姓），雖然不是秦王府的舊人，但都是很會帶兵打仗的將才，而且在山東地區的勢力和影響還超過魏征。重用這樣的人物，李世民的考慮，自然主要是從穩定局勢治平天下出發的。這樣做可以調動文武大臣的忠君之心，聽到不同方麵的意見，而不致於被當年的秦王府親信們所蒙蔽。
“玄武門之變”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先太子李建成的一些死黨逃到河北地區，聯絡當地的豪傑，伺機反叛。李世民對這些人采取了鎮壓政策。魏征向李世民建議道：“對他們不能一概加以問罪處置，應以安撫為上策。陛下不向他們顯示大公無私之心，禍患便不能根除。”太宗覺得魏征言之有理，就對他說：“朕派你到河北去安撫他們。”並立即下令：凡是前太子和齊王府的舊人，一律赦免，不再追究。
魏征受命為安撫特使，前往河北。臨行前，太宗授於他遇事酌情處理的權力。散布在河北地區的李建成黨羽，大多數人是魏征所熟悉的，所以太宗派他去，是最恰當的現身說法人選。當魏征行至磁州（今河北磁縣）時，正好遇見兩輛囚車，押著李建成的侍衛李衛安和李元吉的護軍李思行往長安去。魏征同他的副使商量說：“我們動身時，皇上已下達詔令，對這些人一律赦免不再追究。又要將這兩人押到長安去治罪，那還會有誰相信皇上的詔令呢？”我們奉命來安撫人心，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古時大夫奉命出使，凡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就可以自行作主處理。我們出發時，皇上也給予相機行事的權力，我們就應該不負皇命，完成任務。”副使聽後，也同意魏征的處理，將李衛安和李思行釋放，然後寫成奏文上報太宗。當魏征完成安撫山東的使命，回到長安後，太宗非常滿意，君臣之間的關係也日益親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