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勝者善變。新的形勢之下，對手變了，所采用的策略也不能一成不變，往往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忽必烈在奪取中原之後，由於被統治對象發生了變化，於是他順勢推行了新的改革，以適應這些新的變化，其中對政權機構的建設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忽必烈從一開始即位，便顯示出了不同凡響，他沒有沿用以前大汗的做法，卻破天荒一反過去大汗們遵守蒙製的老傳統，而是采用漢人的年號——中統來紀元。這一劃時代的做法，斷然從曆史上將蒙古帝國一分為二，從而遠遠地將一個舊帝國拋在了身後。所謂的“中統”，就是中朝正統，從此以後，他儼然成了中原的統治者。
在諸多的政治變革中，最有成就、最值得一提的則是忽必烈對政權機構的建設。
從開平即位的那一天起，忽必烈就秉著“立經陳紀”的原則，開始了新的政權建設，並多次向大臣們表示了自己“鼎新革故，務一萬方”的雄心壯誌。
忽必烈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並非隻注重徒有其名的空殼，而是立即著手設立中央政權機構，賦予它們以實際的權力。他“內立都省，以總攬宏綱，在外設立總司，來處理各地的政務”。這裏我們不能忘記王文統的功勞。
忽必烈雖然采用了漢法，但他卻不拘泥於漢法，他的大膽革新的精神使我們不能不對他佩服。並且我們也還發現，在忽必烈改組機構的重大創舉中，他所依賴和任命的大多是漢人儒士，從中書省、行中書省到各路的宣慰使司，許多高級官員都是漢人。例如中書省的史天澤、王文統、趙璧、張易、張文謙、楊果、商挺諸人即是。即便是1260年5月所設置的十路宣慰司，擔任行政長官的，很少有蒙古族的人士。而像主妝希憲、布魯海牙、粘合南合等色目人也都是漢化很深的儒人。雖然在1261年，中書省官員經過調整，增入了蒙古貴族不花、塔察兒和忽魯不花等人，但他們由於缺乏實際的政治經驗和管理才能，隻能是起象征性作用的人物。所以，忽必烈在最初的行政機構的改建中，的確拋棄了蒙古舊製，也難怪守舊的蒙古貴族對此極為不滿，他們從蒙古草原派出使者質問當時駐在開平的忽必烈說：“本朝舊俗，與漢法不同，今天保留了漢地，建築都城，建立儀文製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對此，忽必烈堅定地回答他們說：“從今天形勢的發展來看，非用漢法不可。”旗幟鮮明地向蒙古王公貴族表明了自己要實行漢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