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為知己者死”一語道出了中國文人們尋求賢君的心懷。忽必烈也深知此理，為了達到他自己最大的勝局，在他有一定的權力基礎之後，就非常注重招賢納士的工作，並給他們一定的權力，讓其施展各自的才華，為他所用，取得了良好的操縱效果。
中國的儒人文士們也許由於從小就浸泡在“三綱五常”的海洋裏，因而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不過是一生能夠有所知遇，仕途通暢，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能。因而，對他們所尊重的君主，他們總是報以畢生的忠誠與才能；一旦他們找準了一個政治立腳點，就會至死不渝地貢獻出他們的智謀、才能，必定要使自己成就一番大事而後安。中國的文人們就是在這尋尋覓覓中，完成了自己與某一賢君或政治集團的結合。
對此，忽必烈這位深懂漢文化的君主也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在他即位的前後，便不斷地向處於徘徊、彷徨之中的北中國的士人們發出了延攬禮遇的信號，而士人們被他的精誠所感動，也毫不吝嗇地幫助他這位當時還未成氣候的藩王。他們非常樂意地想把忽必烈改造成漢統的繼承者，以便完成他們畢生所追求的出將入相的理想，從而使得他們在金朝、南宋所遭受的冷遇得到一個補償。如果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表示的話，這也不啻是一種政治文化的“侵略”吧。而實際上，忽必烈在許多方麵的確被漢儒、文士們在不知不覺中改造過了，盡管他不時地在許多場合表現出蒙古族的思維、處事方式。從他接受並願意聆聽漢人文士們教誨的那一時刻起，命運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中要按博大精深的漢族政治、文化模式來統治國家，因而，禮賢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他慣常使用的政治手段了。
即位後時值中年的忽必烈已經從一個“思大有為於天下”的藩王真正地變成了一個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皇帝，懂得了“人才乃治之本”、“下治亂，係於用人”的道理，立下要尋求像魏征、曹彬那樣輔佐人君成就為一代明君的人才的雄心壯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