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天總是下雪，一場接著一場。那時的農民衣單被薄，逢到數九寒冬，總是一家老小早早地上床，腳對腳暖被子。我們社教工作隊的領導說，農閑正是搞運動的好時候，要抓緊時機教育農民。於是我們剛圍著鍋台喝下兩碗熱熱的玉米粥，老組長便吆喝我們下隊。
老組長是相鄰某個公社的副書記，年齡接近退休，扁扁的麵孔，一對圓圓的、像是天真又像是狡猾的眼睛，見人嘻嘻的笑，有著大多數農村幹部都有的那種善良和世故。我們的組員中，一多半是他公社裏調出來的大隊幹部，另加三個女知青。承蒙當年縣委書記潘寶才的器重，二十歲的我在組裏當副組長。我初見老組長時，他很高興，稱我“女秀才”，說是這下組裏的材料不愁沒人寫了。結果進駐社教單位後的第一篇上報材料就讓總部退了回來，說是像小說不像總結。老組長氣得朝我翻白眼，萬般無奈地委任另一位曾任大隊會計的組員返工重寫。從此這位組員就成了我們的專職秘書。我呢，自然樂得一身輕鬆。
當社教隊員有補貼，每天八毛錢。可這錢也不是好拿的，必須有成績擺出來。回回跟著老組長去總部開會，聽別組的人眉飛色舞談他們挖出了多少貪汙犯、盜竊犯、反革命分子及腐化墮落分子，老組長的眼梢就搭拉下來，唉聲歎氣。接下來的事情自然是對組員們施加壓力，讓大家沒日沒夜地查賬，組織村民們揭發檢舉，派人外出調查核實，再逼著懷疑對象交待承認。
沒有感到壓力的是我。我雖身為組長但卻是副的，我是個女孩子，我在組裏年齡最小，我沒有利用社教工作入黨升官的打算。唯一的私念是：參加工作隊可以逃避我插隊農場中的繁重勞動。
我像隻快樂的蝴蝶，整天在各個生產隊之間的田野上飛來飛去，哪裏熱鬧就往哪裏趕。白茫茫的雪地裏，我脖子上的鮮紅圍巾飄拂閃爍，象征著我二十歲的蓬勃生命。我腳上的高統雨靴穿漏了，雪水從破裂處滲進去，補過的襪頭濕漉漉的，生出滿腳的凍瘡，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