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的最多的一位作家應該是宗璞，長文短文，乃至於幹脆連文帶畫一起拿去發表（2010年《文匯報》《筆會》就刊發了我的《宗璞大姐噉飯圖》），現在竟還要寫她。我寫大姐的文章她都看，都有回應，也曾提出意見，但總的來說，她讀後都是高興的。
撿出一封大姐1982年12月19日給我的來信，其中開頭一段是：
心武賢弟：
長篇會上匆匆一會，現已過了快一個月，已是青陽逼歲除了。很願你來談談，想來你也是忙極。令堂身體好些否？我過些時一定要來看望的。寫得順手嗎？古人雲：中國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我覺得這話真中肯，所以我們該知人心，寫人心嗬。
信中所說的“長篇會”，指那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那時茅盾還在世，他以作協主席身份主持了那個座談會。那時候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相繼繁榮起來，但是還缺乏新的長篇小說，因此開個會促進一下。那時候我和宗璞都還隻嚐試過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的創作，都還沒有寫出長篇小說。當然，宗璞大姐不但年齡比我大，寫作資曆也比我長而且早有建樹，她1956年寫出的短篇小說《紅豆》是一朵奇葩，1957年的時候遭到批判，不過還算幸運，沒劃為“毒草”而定性為“莠草”。
接到宗璞大姐這封信以後不久，我就幸運地從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調到北京市文聯，成了一個專業作家，直到1986年夏天又調到《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才結束了專業作家的身份。北京市文聯那時的負責人，要求專業作家報創作計劃，對中青年作家要求比較嚴格，不但要求報出所擬創作的題材樣式，還要求根據所報題材列出深入生活的具體打算。當然鼓勵報長篇小說的創作計劃。有的報了工業題材，有的報了農業題材，有的報了軍事題材，當然都受到鼓勵。文聯領導就要求作家根據所報題材去“下生活”。我那時報的是“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題材”，要求文聯開介紹信給當時的東四人民市場（原來叫隆福寺百貨商場），我好拿著去聯係，在商場裏體驗生活，並試圖再從商場輻射開，深入到售貨員、倉庫保管員等的家庭，去體驗，去積累，以便能激活靈感，升華出藝術想象，寫出一部有我個人特點的長篇小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