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64年春節過後，毛澤東繼1963年對文藝界作了批評性批示後，又作了更嚴厲的毀滅性的批示，指出文聯及下屬各協會已經滑到了“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裴多菲俱樂部”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定性為反革命的組織，裴多菲（1823—1849）是匈牙利詩人，他有幾句詩漢譯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中國流傳了幾十年。那時中國文聯不得不進行更深入的文藝整風，同時對各個文藝領域的“毒草”的批判也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當時被點名批判的“毒草”電影極多，如《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北國江南》《舞台姐妹》等等，電影界的問題，被認為是“夏、陳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夏指夏衍，陳指陳荒煤。那時中宣部負責文藝方麵領導工作的是周揚，他還能到毛澤東跟前去匯報，毛澤東聽到陳荒煤這個名字，先是問：“他不是寫小說的嗎？”陳荒煤二十歲出頭的時候，確實是寫小說，且影響頗大的。他1934年陸續發表了《憂鬱的歌》《長江上》等名篇，因此他後來到了延安，就在魯迅文藝學院教授寫作，連毛澤東也記住了他的這一段“名聲”，但1949年以後陳荒煤成為文化部領導幹部，長期在副部長夏衍下麵從事電影的生產管理工作，毛澤東並不清楚；及至知道出來那麽多“毒草”陳荒煤罪孽深重，毛澤東就說：“怎麽還不讓他去挖煤？”毛澤東慣於從見到的人名上即興表達他的情緒思緒，聽到陳荒煤犯錯誤就即興要發配他去煤礦挖煤，同張玉鳳頂撞他後，他讓張滾，張拂袖而去，他便即興發議論說，玉鳳是張飛的後代，一觸即跳，那是同樣的一種思維話語方式。
毛澤東在延安時和當時去延安的文藝界人士幾乎都熟，許多人被他請到所住的窯洞裏吃飯，比如嚴文井那時候就被請到過。嚴文井和陳荒煤一樣，去延安前已經發表過作品，有一定名氣，到了魯藝不是當學員而是當教師。1966年上半年，還有一種叫“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活動在展開，那主要是針對“蘇修”的一種文學政治運作，嚴文井有幸陪同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外賓到中南海由毛澤東接見，把外賓們都介紹完了以後，毛澤東盯著嚴文井問：“你是哪國的？”嚴文井很尷尬，隻好說：“我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工作人員。”那時毛澤東已經完全不記得在他住的窯洞裏請去吃過飯的嚴文井了，也怪嚴文井自己，1966年的時候他已完全謝頂，而他的膚色麵容實在很像是北非的人士。這是嚴文井晚年親自告訴我的。1980年以後，我和嚴文井、陳荒煤等若幹延安出來的老革命老作家有所交往。他們道及、寫到的一些鱗爪，常令我產生一種曆史的縱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