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封信是這樣開頭的：
心武：
我猜想，你該從蘭州返京了。
選擇在北戴河給你寫信，說明即使美麗的海濱浴場有多麽迷人，我仍然沒有忘記你……
不要誤會，這不是情書。這封信寫在1981年8月10日。這封信用了一個《中國文學》雜誌的信封，現在已經沒有《中國文學》這個雜誌了。那時候，有一個外文局，出版外文的《中國文學》雜誌，開頭隻有英文版，後來我知道增加了法文版，裏麵選譯出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還有印製得非常精美的彩色插頁，刊登中國畫家、雕塑家、攝影家的作品。那時候的中國作家，作品能在《中國文學》上譯刊，是春風得意的事情，似乎意味著自己走向世界了。如果《中國文學》能給你搞個專輯，那就更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了。後來外文局又將《中國文學》刊發過的譯文編成多人合集，再進一步出“熊貓叢書”，推出個人作品集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的單行本。但是，花很多錢，找很多人（請了不少外國專家），翻譯出版的這些雜誌、書籍，似乎在國外並不怎麽討好。我就親耳聽到不止一位西方的漢學家鄭重其事地跟我說：“譯得不好。”有的更說：“選得不好。”因我不通外文，因此，那時外文局組織翻譯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究竟選得好不好、譯得棒不棒，以及那些跟我說選得譯得都不好的西方人說得對不對，我隻能對雙方都存疑。1981年寫信人用《中國文學》的信封（想來並非刻意而是當時順手使用），劈頭又提到北戴河海灘，裏麵又提到我去了蘭州——那次西北之行還去了嘉峪關、酒泉、敦煌——這些符碼，都顯示出那時如我們這樣的中國作家總體處境相當不錯。
那是改革開放初期。一些被當作“牛鬼蛇神”的老作家獲得解放；一些1957年遭難的作家不僅將他們那時的“毒草”以《重放的鮮花》出版，更不吝篇幅刊發出他們的新作；一些“知識青年”從插隊的農村、“囤懇戍邊”的“兵團”返城，並迅速成為文學新人；一些原來屬於“地下文學”的作品，也開始在“官方刊物”上作為“搭配”亮相；有些作家開始走出國門到西方訪問……但是，對於中國文學究竟應該如何向前發展，作家應當如何寫作，對陸續冒出來的那些新、奇、怪的“眼生”文字如何評價，卻看法分歧。本來分歧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文藝上的分歧，美學觀上的分歧，就讓它一萬年甚至更久地分歧下去，不但是正常的事，也是有趣的事，先賢蔡元培先生就說：“多歧為貴，不取苟同。”百花應當齊放，百家爭鳴中有幾家也可以不參與爭鳴，自說自話，如果人類到某一天，美學觀念劃一了，作品全都“正確”了，“好”得一致了，那麽，究竟是人類的進步，還是末日的征兆？但是，當時就有那麽一些人，總把美學觀念政治化，對於熱情支持新的文學潮流的人士，從政治上去“上綱上線”，於是，便在改革開放的陽光下，鋪展開烏雲，在處境好轉的文化人心靈上，投下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