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四年（1211年），餘嶸奉命出使金國。此時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從前線逃回的金國潰軍，便想去前線查看交戰情況並趁機與蒙古取得聯係，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圖被金人察覺，最終無功而返。回國之後，餘嶸向宋寧宗上奏：“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耍，有舊遼滅亡之勢。”並建議乘此時“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以應對時局變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國後指出金國的滅亡之兆“大抵可見”，然而“習安者易製，崛起者難馴”，蒙古才是未來的心頭大患，因此當務之急仍是“內固邊防，外精間諜”，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就在同一年，金國南遷後，權工部侍郎徐應龍也不無擔憂地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
也就是說，早在“聯蒙滅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意識到蒙古的危害，雖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進取，但在對蒙古的態度上還是很謹慎的，都能意識到這可能會是“宣和舊事”的重演。
此時，宋廷對蒙古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軍攻擊濟南時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請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達濠州時被南宋邊防軍驅趕，後被金人所獲。
這時，在西夏騷擾、蒙古進攻的外部打擊下，金朝內部也不平靜，東北有耶律留哥叛變和東夏國，東有紅襖軍的不斷進攻等，金朝已經麵臨三麵被困之勢，唯有南邊的宋朝還能保持互不侵犯。
而金國在這時又發動了對宋的戰爭，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願。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東製置使賈涉奉朝廷命令遣趙珙出使蒙古，並受到木華黎的熱情款待。同年，宋廷還派遣苟夢玉出使，並見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夢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說，這一階段宋蒙之間的聯係比較頻繁，兩國關係不斷升溫。雖然有什麽外交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兩人帶回了大量關於蒙古的信息，對宋廷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