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他帶兵以後，他對於自己絕不寬容。帶兵的人最要緊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徑，是律己以嚴。隻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揮將士，激勵兵心，曾國藩的戰略本來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後勝利，完全是待自己嚴厲的結果。
荀子《勸學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廣泛地學習，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會變得聰明，而且行為也沒有過錯。這裏最難的不是“博學”，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參”，不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幾人做得到呢？
曾國藩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每天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難了，何況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湯海秋說：別人道德行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處，與抱怨者相處而能保持心情平靜，就可以算是一個君子了。”
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天下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