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圈地運動的真正借鑒意義，不是我們今天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先大拆大建、必然要圈地搞開發區，而是任何市場交易包括圈地、拆遷哪怕是拆違章建築，都不能無視貧民的權益。
既然你無法認可領主驅趕佃農，把領主收回合約到期、不再租種給佃農的合法市場行為也要稱之為“羊吃人”；那麽，你又怎麽能允許自己在合約沒有到期之前就擅自提高收費標準、驅趕城中村的租客、強行拆遷任何擁有合法手續的房地產呢！
英國的圈地運動可沒有這麽野蠻。概括地說，英國議會對圈地運動的態度曆史上確實有過幾次反複，但總體來看在18世紀以前是反對的，18世紀以後是支持的。不過即使這樣，18世紀以前政府雖然反對或限製圈地運動，可是這些政策也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原因就在於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在推動著圈地運動；同樣，政府在18世紀以後支持圈地運動，也是因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推動造成的。例如，都鐸王朝與早期斯圖亞特王朝考慮到兵源、治安、財政等因素都是反對圈地運動的，1489年亨利七世下令禁止圈占20英畝以上的農莊，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一年內將改作牧場的耕地複原，等等，這些法令同樣都是一張廢紙。無奈之下，政府隻好回過頭來頒布法令禁止農民流浪，不許農民進城務工。可是失地農民已經沒有了生活來源，你禁止流浪能禁止得了嗎？那不是揚湯止沸嗎？
換句話說，英國政府對圈地運動的態度，主要取決於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而不是盲目的行政命令；事實證明，它們的盲目命令也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沒有為了自己的財政需要就去剝奪社會底層的權利，這是非常值得讚賞的。
因為歸根到底，看待一個政府是否合法，主要有兩點：一是它所製定的政策是否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就是說是否符合社會需要和民心所向；二是這項政策是否公正合理，不能隻考慮一己私利（財政收入）。正如2010年8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所說，和平時期大規模的村莊撤並運動“古今中外，史無前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