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自己比較值得留下的幾篇，大半都是白描速寫的東西。讓作品本身說話，作者隻是一個傳達者，形象地把現實的信息傳達給大眾。
1939年10月，蕭乾作為《大公報》駐英特派員抵達倫敦。在開戰後疏散到劍橋的東方學院任教的同時，一麵為中國的抗戰進行國際宣傳，一麵向《大公報》發回大量特寫。
《記坐船犯罪》記述一個法國殖民主義港口警察把過往旅客視為囚犯。那些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蠻橫無理，狂傲自大，反映出當時那個黑暗年代作為一名中國人要遭受怎樣的厄遠。蕭乾在此流露出一種激奮和憤怒，內心充滿了亢奮的民族自尊。由於寫了殖民者的粗暴無禮，此文從蘇伊士寄回香港刊出時，已被砍得麵目全非。
《赴歐途中》勾勒出幾個他在坐船赴歐途中遇到的人物，他們性格各異，經曆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抗擊法西斯。一個把愛情散布世界各角的海軍下士，為法蘭西放棄了發誓愛過的白俄情人；七十多歲的唐納夫人麵對殘酷的戰爭並不畏懼，希望能像上次大戰一樣，為自己的祖國出力；一位年輕的神父，為了法蘭西，毅然剃髯棄袍，奔赴戰場；上海灘流浪漢與白俄舞女的私生子，高興戰爭也許能給他帶來國籍。他嚐夠了別人的白眼，渴望得到一張正式的護照，一個確定的國籍。蕭乾由此感慨：沒有國家，便沒有了存在，這才是真理，得守著它！然而，在我們這片幸運的土地上，竟有把這份存在雙手奉送給主子的呢！
蕭乾在《歐洲往哪裏去·》中，以敏銳的國際事物洞察力，分析了當時歐洲的現狀。他沒有直接批評英、法的綏靖政策，也沒有預卜歐洲將走向何方，隻在結尾處表明了自己的期望：如果英國在遠東背棄了中國的正義和友誼，與日本密謀妥協，則除了道德和威望的喪失外，還有更大的虧吃。到了晚年，他回憶自己當時希望英國先幫中國打敗日本，然後再去對付德國，真是一廂情願到對國際事物沒有起碼的常識。不管怎樣，他密切注意著戰爭進展的動向，隨時把自己的觀察、見聞、感受、分析，通過特寫，傳達給國內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