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遇上麻煩，倒了黴，它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的收容所。我個人這麽傾向，旁人往往也這麽想。有時候，翻譯真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1936年魯迅逝世後，整個文藝界悲慟萬分，王芸生卻在《大公報·短評欄》對這位屍骨未寒的文藝界導師大肆攻擊。上海文藝界為之嘩然。憤怒之中，蕭乾向報社提出辭呈。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提出辭職。當時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積極支持，邀他參加《屠格涅夫全集》的翻譯工作。後來是《大公報》老板胡霖不同意辭職，答應由報社彌補過失，挽回損失，他才收回成命。倘若真辭了職，他自然就搞上專業翻譯了。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真能成為翻譯“家”，因為充其量他這也隻是迫於生計。這當然是謙辭。
40年代，蕭乾在劍橋大學王家學院讀研究生時，曾比較係統地研讀過福斯特、吳爾芙和勞倫斯的小說，有的非常喜歡。但他從未萌生過把他們任何一部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念頭。蕭乾搞翻譯，甚至包括他晚年翻譯《尤利西斯》，從來都不是主動的選擇。
“審幹”使1956年成為蕭乾翻譯的多產年。反胡風運動之後，他由《譯文》調出，當上專業作家，本計劃下開灤煤礦體驗生活，寫一個反帝題材的長篇小說。但“審幹”期間，人人接受檢查，等候結論，不得任意走動。不能搞創作，也不能成天閑著。在這種無奈的情形下，他隻好埋頭搞起了翻譯。一年的時間，他翻譯出版了三本書：英國隨筆散文大家蘭姆姐弟著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中國青年出版社）、捷克著名作家哈謝克的《好兵帥克》的節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英國18世紀批評現實主義作家亨利·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蕭乾被打成“右派”，下放唐山柏各莊農場監督勞動。1961年5月，調回人民文學出版社，去編譯所工作。他衷心感謝翻譯這根救命稻草在冥冥之中保護著他，使他沒像農場的其他許多難友一樣，被發配到邊遠地區，有的甚至改行去賣醬油，而是回到北京，繼續從事文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