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凡那個年代，對情理法或法理情的次序認識還很懵懂，但在他關於善惡辯證法的闡述中，已經可見思考的雛形。從情理法到法理情，表麵上看，隻是將情與法對調了位置，但這一調，不啻於乾坤倒轉，所有思維方式、處世哲學的坐標都將隨之漂移。前者推崇的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繩之以法的次序，蘊藏著一種先教育挽救、再以理服人、實在不行再嚴加管束的情感遞進；後者則是先小人後君子、醜話說在前頭的簡單粗暴模式，究竟孰是孰非，盡管千百年來其說不一，但可以看清這樣一個趨勢，愈是成熟的社會，愈是會將“法”字置於排頭，因為在規則和規範下，理會說得更透徹，情會留得更持久。
說到關於偏正的判斷時，了凡舉了這樣一例：明朝有個大臣呂文懿，辭官回鄉，因他做官清廉公正，一直被人敬仰，但有個鄉下人喝醉後對他口出不遜，呂公不但未露慍色，還大度地對家人說，這人醉了，用不著和他一般見識。一年後，此人因犯死罪入獄，呂公懊悔不已，說，要是當時與他計較，將其送至官府治罪，也許一次小懲罰就能收到大儆戒之效，他可能就不至於犯下死罪。我當時隻想念及鄉情，厚道地放他一馬，哪知道反而助長了他的亡命之徒的惡性。
了凡說，這就是存心雖正，結果卻偏，隻能算是“正中的偏”。《易經》上說，一個人不積善，就不會成就好的名譽；不積惡，就不會有殺身的大禍。雖說即使呂文懿給了那個鄉人一點教訓也未必能攔住他日後的死罪，但一點教訓就像一次刹車，終歸能夠減緩下滑的速度。
現代管理學認為，沒有法的管理缺少規範，沒有理的管理難以服人，沒有情的管理不通人性。但是，當一個個活生生的事例擺在麵前時，我們依然無法找到其中的準星，常常會在情理法的糾纏中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