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及小人之自新。
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如果以欺詐行為博取善名，那麽他們的行為與邪惡的小人作惡多端沒有什麽兩樣，一個正人君子如果放棄自己的誌節落入濁流，那還不如一個改過自新的小人。
王安石在變法的過程中，視呂惠卿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薦，並予以重用，朝中之事，無論巨細，全都與呂惠卿商量之後才實施，所有變法的具體內容，都是根據王安石的想法，由呂惠卿事先書寫成文及實施細則，再交付朝廷頒發推行。
當時，變法所遇到的阻力極大，盡管有神宗的支持，但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數，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認為，變法的成敗關係到兩人的身家性命，並一廂情願地把呂惠卿當成了自己推行變法的主要助手，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難的“同誌”。然而，呂惠卿千方百計討好王安石，並且積極地投身於變法，卻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不過是想通過變法來為自己撈取個人的好處罷了。對於這一點，當時一些有眼光、有遠見的大臣早已洞若觀火。司馬光曾當麵對宋神宗說：“呂惠卿可算不了什麽人才，將來使王安石遭到天下人反對的，一定都是呂惠卿幹的！”又說：“王安石的確是一名賢相，但他不應該信任呂惠卿。呂惠卿是一個地道的奸邪之輩，他給王安石出謀劃策，王安石出麵去執行，這樣一來，天下之人將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後來，司馬光被呂惠卿排擠出朝廷，臨離京前，一連數次給王安石寫信，提醒說：“呂惠卿之類的諂諛小人，現在都依附於你，想借變法為名，作為自己向上爬的資本，在你當政之時，他們對你自然百依百順。一旦你失勢，他們必然又會以出賣你而作為新的進身之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