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都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在通貨膨脹麵前無法維持原有生活水準。尤其是在我國財政收入比重越來越高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這就需要政府壓縮開支、伸出援手，關注民生了。
單從數據上看，這幾年我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速並不低，每年的增長率是百分之八九；可與此相比，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更快，每年增長百分之二三十[注釋1]。不用說，整個國民收入包括政府財政收入和居民（包括企業）收入兩部分。財政收入的增速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速，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財富向政府傾斜。
正因如此，現在的政府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以幫助他們應付通貨膨脹、保證生活水準下降得過快。
政府讓利於民，初看起來政府“吃虧”了，其實不然。這和商品經營中的“薄利多銷”原則是一樣的，“薄利”“多銷”最終還是商家占便宜，因為它能贏得更大的市場、更多的利潤，更別說融洽雙方關係了。
無論從這幾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斷上升看，還是從政府的財力保障看，現在都已經到了政府讓利於民尤其是重點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關鍵時候了。
政府讓利會造成雙贏局麵
政府讓利並不就意味著政府“吃虧”，相反往往會形成雙贏局麵。
不用說，政府的“利”與國有經濟比重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粗略地說，如果一個國家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占100%，那麽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中的所有“利”都是政府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政府讓利”就是要降低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凡是民間和私營資本可以進入的領域，國有經濟要盡可能地從中退出。
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如果過高，普通百姓從中得到的好處就很少。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把1980年時全球70個國家的國有企業占GDP比重按照五等分劃分，結果發現，1980年到2003年間，這些國有經濟比重最小的國家，即私有經濟比重最高的一組國家，民間消費對GDP增長速度的敏感度最高，具體數據是0.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GDP每增長1%，國民消費會增長0.96%；相反，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組國家這個數據隻有0.83[注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