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西瀅與淩叔華屬“郎才女貌”一類，且性情、興趣、學養諸多方麵，亦多投契。婚後事業上互相影響，是少不了的。但淩叔華寫作時，卻總是對陳西瀅“保密”，生怕這位挑剔批評家的一瓢冷水，使她再沒有拿出去發表的勇氣。陳西瀅寫好文章，事先也不給她看。兩人在寫作上是各自為戰，各不相擾。
陳西瀅對太太的才華是欣賞的，但他絕不像今天有些人，吹捧起太太的“文才”不惜肉麻，竟以“惟一”雲雲。他是冷靜而客觀的。1928年，新月書店出版淩叔華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時，他在《編者小言》中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練，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而我們今天有些文人，因某部作品“走紅”以後，是要將很久以前的舊作也要收到集子裏邊來的。
相比較而言，陳、淩似乎更像相敬如賓的文學夫妻，倒是淩叔華與徐誌摩的交往，顯得多了“朋友”式的隨意和歡快。以至坊間有將徐、淩交往說成情事的流傳。其實，關於他們的交往，當時就已有謠言相加。後來又有了徐誌摩“八寶箱”的公案，個中底裏也許是個永遠的謎了。
徐誌摩幾乎與陳西瀅同時認識淩叔華，當時他心裏仍陷在與林徽音失戀的苦痛中，處在情感的真空期。與林徽音一樣同是才女的淩叔華，不可能不欣賞徐誌摩的率真性情和詩才文思，而且，他是能給所有朋友帶來快樂的。以徐誌摩的浪漫天性，他自然會對淩叔華情有所感。而淩叔華在與徐誌摩的交往中，也不可能不感到徐在對純粹友情之外另有期待和寄托。這從他在認識淩叔華半年裏就有七八十封的通信可以感覺到。也正是這些信，讓喜歡揣測窺探別人隱私者製造了些謠言。同時，在徐誌摩的心目中，淩叔華是“中國的曼殊斐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