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肯定是習慣將約定俗成，甚至見怪不怪的人或事稱作能夠接受的“本類”的，要不為什麽總把那不能接受的“叛逆”的人或物歸為“另類”呢。丁玲在創作伊始就以“另類”的手法塑造了叛逆的“另類”小說人物莎菲。因為在莎菲之前，中國的文學人物裏麵從沒有出現過這一類女子，竟敢在慣於把女性當玩物的男權社會，反過來“玩弄”男性，且“以別人的痛苦為快樂，以自己的生命為玩具，這個人物雖然以舊禮教的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實際上隻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周揚語）打入“另類”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可以說，丁玲最早就是以“另類”女作家的麵目登上文壇的。對於寫作的初衷，她在晚年寫的《我的生平與創作》中說：“我感到寂寞、苦悶，我要傾訴，我要呐喊，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拿起了筆，抒寫我對舊中國封建社會的憤懣與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隨我的前輩如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們一樣，不是為了描花繡朵，精心細刻，為了藝術而藝術。或者隻是為了自己的愛好才從事文學事業的。不是的。我是為人民，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獨立，為人民的民主，為社會的進步而從事寫作的。”
丁玲這樣說是不是一種“勝利者的宣傳”不得而知。但假設她寫《莎菲女士的日記》時，是抱著“她的全部不滿是對著這個社會而發的”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而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頹廢傾向”，還會有日本學者中島碧女士在其《丁玲論》中說的那個丁玲嗎？“敢於如此大膽地從女主人公的立場尋求愛與性的意義，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學創作始終就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類”命運中輪回著。以至於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類”時幹脆指斥說：“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個壞女人，丁玲就是壞女人！”晚年丁玲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年輕時的“壞”，才在評說當年寫這個敢於**裸表達女性的**和情愛要求的小說時強調，“莎菲沒有什麽性的要求嘛。”這時候，我覺得丁玲又不夠“另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