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落在詩人身上，往往比落在常人身上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好像他的死亡本身正是他詩的延續，或說是用詩的形式為他的物理生命化了個句號。他的藝術生命，卻往往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死，而又憑添了詩韻。無論是死於決鬥場的普希金，因飛機失事“吻火”而亡的徐誌摩，還是把頭枕在冰涼鐵軌上的海子，大抵如此。但好像從沒有一個詩人像顧城那樣，他的“詩人之死”竟帶有了“罪與罰”的宿命意味。
他的詩。
一個大眼睛的男孩子，十歲時讀了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的《昆蟲的故事》，開始天真地思考人的命運。昆蟲世界告訴他，每個細小的生命都有它們的生活。漸漸地，他發現可以聽到天地間萬物變化和生長的聲音了，而且，那也正是自己生命變化和生長的聲音。這是同一種聲音。最早使他感到詩的是雨滴。“在雨滴中閃現的世界，比我們懶以生存的世界，更純、更美。”在自然裏，他“感到了無數生命和非生命的曆史。”但把這種感覺寫成詩是那麽難！偉大的自然之美的震懾，竟使他身體裏“充滿了一種微妙的戰栗”。他多想記下那一切，“那雲上火焰一樣搖動的光輝”。笨拙中，他用樹枝在河灘上寫詩，寫《生命幻想曲》，寫《我讚美世界》，浮現出印象和超現實的色彩。“我在自然中間聽到一種秘密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我的生命裏變成了詩。”
在上個世紀的“朦朧詩”時代，顧城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那首寫於1979年隻有兩句話的著名詩篇《一代人》，在成為顧城標簽之作的同時，成了剛從劫難中蘇醒過來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在那之後，一個青春的孩子般的詩人在新詩的星空劃過了短瞬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