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尚屬空白的學術題目，介於文史之間，有些跨學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無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徑的意義和價值。同時，“老舍之死”在某種程度上，縮影著20世紀中國很多知識分子文學創作與生命選擇的悲劇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們在北京的太平湖發現了一個老者的屍體。他被靜靜地打撈上來，並在當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卻沒有隨同那疲憊瘦弱的身體一起消失。相反，許多年以後，每逢這位老人的誕辰紀念日或忌日，人們都要將不朽的光環獻給他。他的謎一樣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經意間成為曆史傳說的一部分。為什麽這個曾用筆創造了無數鮮活生命，又給無數生命帶來愉快的老人會孤獨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被稱之為“文革”的這一中華民族的災難事件，幾乎在我有準確的記憶之前便宣告結束了，它對我來說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觀現實。但事實上，我無時無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曆史的陰影中。那些長輩們——成長時期為我傳授知識和智慧的師長；現代社會生存還必須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響。盡管人們說時間可以洗刷一切，甚至恥辱，但30年、40年，對一種文明和文明的中斷來說，還是太短暫了。
當我為自身的生存方式產生困惑時，不可避免地將目光轉向那些長輩們，轉向30多年前，甚至更加遙遠的曆史。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年》中借人物之口說：“誰掌握了曆史，誰就掌握了現在”。我的處境本身就是對曆史的疑問，並導致了對現在的迷惑。其實，正是這種“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開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訪和研究。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麵上還算得上是生活和創作上的雙重強者。盡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這些並不能撼動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間，這個人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連骨灰都沒有留下。迷霧一樣的曆史仿佛裂開了一道縫，把他永遠沉入了黑暗，留下的隻是版本不一的各種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