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英國曆史學家卡萊爾說：“記述曆史的才能，可以說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它是我們的主要稟賦；在某種意義上，人人都是曆史學家。哪一種記憶不是寫滿了編年史，……大多數人的說話都是記述，而不是為了表達思想——它確乎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是為了表現他們的見聞經曆；這種經曆，如果他們健談，就會是一個沒有窮盡的話題。如果離開敘述，交談的溪流，即便在最聰明的人中間也會幹涸，變成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間就會完全枯竭。”
關於老舍是否曾經差點獲得諾貝爾獎，正是這樣一個人們“健談”了20多年的話題。這個話題，無疑是經“口述”而來，並已由“口述”寫入了“正史”。先看下麵這段文字：
“1966年8月24日這張日曆，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沉重的。隨著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來越被人們掂出來。不僅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之死在國內嚴密封鎖消息，甚至焚屍揚灰的情況下，卻引發了國際性的悼念熱潮；而且今天我們才知道：就在老舍憤而跳入北京德勝門西邊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國外在對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正準備授予他一項威望很高的國際性的文學獎，隻是在最後核實被授獎人是否健在時，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於是，這項文學獎授給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樣傑出的亞洲作家了。而這項國際性的文學獎的榮譽，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家們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於1988年的《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一書，在《氣節和風骨：一種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節論及老舍之死時開篇的一段話，曆史敘述顯得確鑿無疑。裏邊提及的那項沒有點名的“國際性的文學獎”，不言自明指的是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