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看，隻有實實在在的消費和服務才能達到目的；對外出口及貿易順差過大，除了“紙上富貴”外，並不會起到前者的作用。也就是說，擴大內需比刺激外需在提高國民生活質量方麵的作用更大。
遺憾的是，伴隨著我國外匯儲備飛速增長態勢，從總體上看，我國國民生活質量的提高速度很慢，表現在國民消費占總消費比重不斷下降，政府消費占總消費比重不斷上升。
從具體數據看，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民間消費占GDP比重高達69%，而現在隻有35%左右；與此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占GDP比重1952年時為16%，而現在則上升到30%，翻了一番。值得注意的是，民間消費占GDP比重直線下降和政府開支占GDP比重直線上升這兩種趨勢，無論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還是現在改革開放時期，都一貫如此[1]。
例如在1978年，我國的財政收入相當於3.3億個城鎮居民當年可支配收入。要知道，當時的政府是“全能政府”，城裏人的工作、教育、醫療、退休、養老和住房等全都是由國家包辦的。1994年我國財政收入就下降到相當於1.5億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這實際上表明，此時政府規模已經減少了一半。1995年進行的稅收體製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已經上升到相當於3.7億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超過1978年的水平。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政府大幅度增加投資，更是使得這一比重繼續向上攀升。
再換個角度以農民收入為參照物。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財政收入相當於8.5億個農民當年的純收入，1996年時隻相當於3.8億個農民純收入，2007年時又攀升到12.3億個農民當年的純收入，超過全國農民總數。
政府以這樣高的速度把國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裏，一方麵是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在國內增發貨幣的結果；另一方麵，也使得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的消費總水平出現相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