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改革涉及到我國主權問題，理所應當由我國掌握主動權。現在看來雖然過去一段時間有些被動，但在看清形勢後，我國現在已經把這種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本書前麵提到，匯率歸根到底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既然如此，人民幣匯率就毫無疑問應該掌握在我國政府手中。隻有在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才能得以穩妥進行，我國政府也才能得以掌握匯率改革的主動權。
正因如此，當2010年6月16日美國資深議員、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桑德爾·萊文（Sander Levin）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提高分貝，警告我國政府如果在該月下旬舉行的20國集團（G20）峰會上還不改變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話，美國國會就要進入立法程序了。他的原話是，“經過7年時間，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耐心已經耗盡。”[注釋1]然而這位桑德爾·萊文忽略了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是不可以商量的，更是不可能通過威脅就能達到目的的。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核心並不是匯率是不是要進行調整，而是我國是否能夠掌握調整的主動權。我國應該根據自身經濟運行和發展情況，根據通貨膨脹預期，根據調整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要求以及國家根本利益，來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總之一句話，人民幣匯率應該體現我國的自主性。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謝太峰則認為，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PPP）理論來衡量，目前的人民幣匯率也不僅不存在所謂的低估問題，反而有高估之嫌。
而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一方麵代表政府對此予以嚴厲反駁，重申我國將繼續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機製改革，將會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來進行；另一方麵，他又很巧妙地拋出了我國高層對於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新思路，表示“具體什麽時候改、怎麽改，我們將根據世界經濟形勢發展變化和中國經濟運行情況統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