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我的小說都是那種描寫人的純精神的超脫之作，表麵看同世俗根本掛不上號，很多讀者便認為我是那種內向乖張，整天坐在家中很少參與外界爭端的、對社會生活態度冷漠的人。抱著這種看法的讀者的思想方法基本上還是中國傳統式的。可以說，從事藝術活動的人，都是由於對世俗社會生活有極大的興趣，割舍不了塵緣，才去從事藝術創造的。
那一年好像是1967年吧，父母為了翻案（父親說，明知翻不了也要翻一下），也為了將當年鎮壓他們的那個領導的醜事揭出來，就加入了本市的一個造反組織。我和哥哥姐姐天天在家幫他們抄大字報。這種事我特別興奮，有種揚眉吐氣的味道。每天我都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報，看哪派占上風，哪派又鬧出了什麽事。吃過晚飯我也不去玩了，就到街上去看那些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吵架。有時兩部車對罵，有時竟有五六部車吵成一堆。我夾在人群中伸著脖子聽，我並不僅僅是看熱鬧，我希望造反派贏。哪一晚造反派吵贏了，將保皇派的車逼走了，我就特別高興。在我的觀念裏，保皇派就是那些當官的，造反派則是我們家這樣的窮人，現在窮人團結起來要翻身了。
哥哥他們也組織了造反派，整天上街刷大字報，他們是下鄉回城的知青。那段時間是我最激動人心的時期，家裏一下子這麽多人了，都回來了，住都住不下，隻好住到廚房裏。我們家像個聯絡處，一看到哥哥的朋友們來了，我就高興地上街買菜招待他們（當然隻買得起蔬菜和豆腐）。啊，造反是多麽好的、多麽重要的一件事啊，人就是爭的一口氣嘛！我注意到我們那一幫小孩裏頭很少有像我這樣搞得清那些派係，又如此地投入的。我雖然沒有資格參加到運動裏麵去，但我的心思整天都在那上頭。可是好景不長，風向很快就變了，哥哥們東躲西藏，逃避追捕，父母則被押回各自的單位，關進了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