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麽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麽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