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到1916年間，熊子真在德安除了購田置產，結婚生子之外，他還如饑似渴地發奮讀書，為的是把過去因鬧革命而耽誤的時間補回來。
在離德安城南十二裏的九仙嶺，有一座陽居寺，熊子真覺得不錯，是個適合讀書的好地方。於是，他辭別妻子，搬進寺廟裏，過起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日子。可是，沒過幾天，熊子真發現這座寺廟香火很旺，來來往往的香客太多，其實並不太適合讀書。他便重新物色安靜之所，不久便發現德安城北三裏的心佛寺相對要安靜很多，而且住持還是一位懂詩的高僧。熊子真便搬了過去。可是，沒出幾天，問題又來了，那位住持僧並不是個低調之人，喜歡經常邀請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在一起吟詩作賦。熊子真對他那副阿諛諂媚的嘴臉實在受不了，便決定再繼續找地方讀書。找來找去，最終在德安城西北二十五裏的望夫山上，找到了合適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始建於南唐保大二年(944年)的雙峰寺，此寺因位於兩座山峰之間而得名，香客不多，非常清淨，廟裏的僧人們也低調和善，更重要的是，這裏距離家裏隻有六裏地，很方便家裏人送飯送衣。
可以這樣說，雙峰寺的確是熊子真的一塊“福地”，在這裏，他潛心鑽研了經學、子學、佛學和商務印書館翻譯的西方哲學書籍，並且寫出了很重要的學術文章《船山學自記》《某報序言》《記梁君說魯滂博士之學說》等。其中《船山學自記》，文辭典雅，意境深沉，正如學者郭齊勇先生所說：“頗能反映熊先生通過曲折、煩惱及生命悲情，轉而探求人生真幻問題與安心立命之道。”
這樣隱居的日子，對於熊子真來說，是個人思想修養得到極大提升的一段時光，也是其內心充實愉悅的一段時日。這樣的日子似乎過得特別快，轉眼就到了1917年，熊子真平靜的隱居生活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