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盧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麵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麵，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