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在幾十年的南開教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體係——
明確的教育方針
根據多年觀察，他認為中華民族有五大病端：“愚”“弱”“貧”“散”“私”。他曾說：“上述五病，實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為之人才，故追隨嚴範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積極目的，為培養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
1934年，他在《南開的目的與南開精神》的演說中，明確提出辦學的總方針和目的：“要救國，救法是教育。救國須改造中國，改造中國先改造人。這是總方針。中國人道德壞、智識陋、身體弱，以這樣的民族，處這樣的時局，如何能存在？”
關於行動，他指出：“方法是以教育來改造中國，改造什麽？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識，改造他的體魄。”從而“為社會謀進步，為公共謀幸福”。
他的教育方針，是隨著對教育的理解日臻成熟的。最初，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傳授科學知識、培養個人能力、學以致用；到三十年代初，提出教育要“土貨化”。他指出：“我以前終以為中國之弱，是隻在我們個人沒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與外人並駕齊驅，並且想以我們四百兆之眾，苟有一天能與外人一人抵一敵，則中國之強可翹首以待。故一向對於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標進行。怠至近來，因經多方觀察，覺中國至深之病，實不在個人之沒能力，而在個人缺乏合作精神。”
他認為：“我們現在一方麵是要使人民有組織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負責任肯犧牲，沒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氣之事，什麽事都以國家為前提，如此人才，將來組織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鞏固。這正是我們訓練的目標，也正是我們南開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