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11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我便投入對這個問題的研究。11 月29 日，我參加了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共同舉辦的供給側改革圓桌論壇，2016年1 月6日，又參加了華夏新經濟研究院50人論壇、清華大學經濟學院和《經濟學家周報》共同舉辦的供給側改革與轉型升級高層論壇，見識了這些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派領軍人物，學習他們的創新探索。我就國資改革領域的供給側改革操作中難題做了發言。後來，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請我做一次演講，清華大學時代論壇又演講一次。這些短期內的快速積澱，使得我在學習中對供給側改革有了清晰的理解。
對供給側改革理論，學者們寫了很多，我隻能就國有企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點思考，對現實中的困難，盡量做出回答。因為常在基層走，了解不少實情。在山東，一個當國企董事長的老朋友對我說，當前處置“僵屍企業”主要有“五句話”：一是“僵屍企業”定義不清，二是“僵屍企業”數量不準，三是“僵屍企業”企業政策不配套，四是“僵屍企業”企業責任不明確，五是清理“僵屍企業”動力不強。也有人問我，國企改革還沒有落實，又是供給側改革，兩場改革是替代還是重疊？因為提供終極產品的是企業，尤其國有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毫無疑問，國有企業弄清並順利推行供給側改革，對這場改革將起決定性作用。我從第一場發言就態度鮮明地提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要完成三個轉化，一個是理論動力如何轉化為實踐動力，第二個是上層動力如何轉化為中層動力，第三個是政府動力如何轉化為企業動力。不是追求什麽新意，而是研究學問的意義在於對實踐有用、有利、有效。結合實際，沿著國企重組、去產能與房地產等重點問題，分領域一個個地探討，盡可能地拿出建設性的、可操作性的改革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