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10月12日，已經到了安慶的張謇獲悉武昌失守的消息。夜裏，他坐在船上，此時船上躲避兵禍的人很多，差點將船弄翻。張謇自然是無法睡覺的，也無塌可棲，隻好在船上的賬房內將就了一個晚上。
張謇向來是不讚成革命的，當年慈禧太後派出考察的五大臣在上海被炸的時候，他就說：
餘以為革命之有異：聖賢曠世不可得，權奸今亦無其人，盜賊為之，則六朝五代可鑒。(周昂《未完成的立憲》)
他把革命看成是災禍，把革命黨人看成是製造災禍的妖人、強盜。因為他一向向往和平，反對流血。他在一次集會演講裏曾說道：“政體雖然應當改革，但是，未必一定要將國家的基礎給完全掀翻。”
武昌起義後的第五天，張謇來到了南京。到南京後，他馬上找到兩江總督張人駿，讓他火速發兵對湖北進行救援，並請他代為向大清朝廷上奏，趕緊定憲法。此時，張謇還想用定憲法的辦法來保住大清不倒。可是，沒有想到，張人駿這個時候根本不聽他的，不但不派兵對湖北進行救援，還極為反感立憲，不耐煩地說：“立憲，立憲，這個時候了還立什麽憲呀！”
這讓張謇很窩火，心急火燎得無可自處。那一天，他在日記裏大罵張人駿道：
其無心肝人哉！
此時的張謇在感情上實在難以將承載了他太多夢想的大清割舍！
然而，時局的發展，不以張謇的意誌而轉移。11月初，湖南、陝西和山西等地相繼獨立，大清朝廷為了挽救時局，聽了張謇的建議，匆忙在三日內修改憲法，頒布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規定皇帝的權力以憲法規定的為限。
但是，即便頒布了憲法，也還是一點用處沒有，挽不回它覆滅的命運。無奈的張謇此時也真正看清了事實，他在日記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