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查處冤案卻把自己送進了大獄。
說到底，曾國藩還是書生本色，是那個時代所有士子的典型代表，不忘把“三綱五常”時時作為為人處世的準則，更把忠君報國作為畢生的信念和理想來追求。為官八年，曾國藩每天生活在“閉門百慮叢憂煎，出門葛蔓相糾纏”[3]的官場之中，經曆了不少凶險磨難的曆練，心得體會更是總結了一籮筐，但事情過後又都忘到了腦袋後去了，仍然一切以君主的意願為意願，以君主的意誌為意誌，做到絕對服從絕對遵循，認真履職，不折不扣，完全是“吃一百個豆不嫌腥”的態度，因而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置於被動的絕境，而他自己卻不改初衷，義無反顧。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十六歲的曾國藩官居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之職。隨著官職的不斷躍升，曾國藩的個人生活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體會到了當官的益處、妙處。好日子接踵而來。由於收入漸豐，經濟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僅搬出了寄居了六年之久的長沙會館，單獨賃了房子自立門戶，顯示出了大清中層官員的範兒，而且把家眷接入京城，一家人得以團圓，曾國藩也因此結束了與夫人多年分居的鰥夫生活。從表麵上看，這時的曾國藩官運亨通，生活滋潤，隻能用春風得意，諸事順遂來形容。孰不知，一場場險惡難料的官場風暴即將來臨。
一天，道光帝單獨召見曾國藩，吩咐他到河北的保定府走一趟，對那裏發生的一起案子進行複核。領了聖命曾國藩不敢怠慢，連夜就帶著隨從趕奔保定府。
道光帝究竟交給曾國藩一件什麽案子呢？
說起來這個案子本身並不複雜，但審理的過程卻很繁瑣，總是節外生枝，幾經反複，甚至連道光帝都不得不親自出麵，組織三法司會審，但也是搞得一頭霧水，沒有最後弄清楚，成為轟動一時的懸案。